思特里克蘭德：在銀行工作，長得一般，業務湊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懇懇養家糊口，不愛說話，但如果開口說話，說的話也多半無趣無味，在任何一個社交場合都是角落裡不大起眼的人。有一天他離家出走，然後到巴黎開始學畫畫，從頭開始生活。他在追逐自己的夢想嗎？他在追尋自己的命運嗎？或許都是。我想起了陶淵明。
陶淵明的隱逸是為了尋找更完整的自我，而思特里克蘭德的叛逆卻是自我的解體與重構。陶淵明放下的是外在的束縛，保留的是內心的豐盈；思特里克蘭德放棄的卻是一切人性的連結，只為了追求某種可能永遠無法達到的藝術理想。如果說陶淵明代表的是東方哲學中的中庸與和諧，那麼思特里克蘭德則體現了西方浪漫主義精神中的極端與狂熱。
陶淵明選擇『不為五斗米折腰』，回歸田園生活，思特里克蘭德則放棄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去追求某種更為抽象的藝術理想。他們的本質卻不同，陶淵明的選擇卻是一種清醒的理性決斷。他深思熟慮後離開官場，並非出於不可抗拒的衝動，而是基於對人生價值的深刻理解，一種對世俗利祿的主動超脫。陶淵明『歸去來兮』後的田園生活，雖清貧卻自得其樂，他尋找的是一種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態度，一種內心的寧靜與滿足。而相較之下，思特里克蘭德的行為更像是一種被動的宿命。他被某種難以言喻的力量推動，近乎偏執地追求繪畫，彷彿被藝術的魔鬼附身。他對家人、朋友甚至對自己的冷酷無情，都顯示出一種非理性的瘋狂。當斯特里克蘭德說「我必須畫畫」時，那不是選擇，而是命運的宣告。
他們共同向世人展示了一個重要的真理：真正的自由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但這代價或許值得。「我們每個人生在世界上都是孤獨的。只能靠一些符號同別人傳達自己的思想；而這些符號並沒有共同的價值，因此它們的意義是模糊的、不確定的。我們非常可憐地想把自己心中的財富傳送給別人，但是他們卻沒有接受這些財富的能力。因此我們只能孤獨地行走」這是原文中我摘錄的一段話。無論是理性的選擇還是非理性的衝動，當一個人決定違背社會常規、追尋內心真正的渴望時，他必然要面對孤獨與艱辛。
放眼當今，「五斗米」的誘惑比古代更為強大且多樣。現代人面臨的不僅是基本生存的壓力，還有消費主義製造的無盡慾望、社交媒體帶來的比較焦慮、以及社交上不斷升級的競爭。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每天都在不同程度上「折腰」——為了學業折腰，為了各種貸款折腰，為了孩子的教育折腰，為了社會認可折腰，甚至為了一個看似完美的社交媒體形象折腰。每天按時上下學、維持表面和諧的生活、參加無聊的社交活動——那些讓我們漸漸喪失自我的日常儀式。
但現實生活中，我們不可能只追求不折腰而忽視「六便士」。小說標題《月亮與六便士》本身就隱含了一種生活的平衡哲學——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腳踏實地。對大多數人而言，不可能像思特里克蘭德那樣完全拋棄世俗責任，也不能像陶淵明一樣隱居田園。我們需要尋找在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平衡點。
又是平衡，沒錯。每每講到與生活有關的話題，我總是要歸於平衡。說來簡單，但又真正能夠做到需要付出多少的時間呢？又有多少的人能夠做到呢？它需要持續的自我覺察、不斷的調整與妥協，有時甚至需要勇氣去冒險，去打破已有的平衡以尋求新的可能。或許值得思考的或許不是如何達到平衡，而是如何在不平衡中保持清醒。陸游曾說：”少时汩于世俗，颇有所为，晚而悔之。然渔歌菱晚，犹不能止。”
願我們既能安握手中五斗米，亦不忘抬首仰望心中月光。
2025.3.23上午於大學激光實驗室，晴